青衫磊落 发表于 2014-9-5 09:49
闯入红色大门
初夏的一个夜晚,斯诺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他首先到达 ...
1936年10月,斯诺在陕北保安为毛泽东拍的唯一戎装照。 斯诺带着周恩来为他草拟的红区旅行计划前往保安,他很快就见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极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那一刹那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再次见到毛泽东时,惊奇地发现这位红军领袖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农民谈话,一边做着手势,尽管南京悬赏25万大洋要他的首级,可他却毫不介意地走在行人中间。 斯诺与毛泽东长谈了十几个夜晚。作为第一个见到这位红军领袖的外国记者,斯诺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毛泽东统统告诉了他。 斯诺这样表述他对毛泽东的感受:“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以他的敏锐透视着毛泽东的内在:“这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会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斯诺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有深邃情感的人。有几次当他讲到牺牲的同志或回忆少年时代由于饥荒而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一位战士告诉斯诺,他亲眼看到毛泽东把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战士穿,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 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世界历史和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对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酷爱读书,不仅精通马列主义,而且熟知西方哲学家著作;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才休息;另外,他的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让斯诺难忘的是,他离开保安的那天,给毛泽东照了张像,当时毛泽东没戴帽子,斯诺就把红军刚送给他的一顶新帽子戴到了这位红军领袖的头上。这是毛泽东留下的唯一戎装像,斯诺后来把这顶帽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由他的夫人送还中国,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斯诺这次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但他听到了许许多多朱德的故事。他沉默谦虚,爱兵如子,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时间步行。他和他的部队曾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的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斯诺借用曾采访朱德的美国女作家韦尔斯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 前线将领与红军战士 斯诺在红区的足迹一直深入到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堡镇,这里是红军与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他后来回忆道,他如果不到这里,就不会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不会相信正规红军的精神、纪律,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会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红军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前线将领,他很早就知道在蒋介石那里,这个红军的脑袋值10万大洋。他原以为,这位身经百战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一定是一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但见面后他发现,这是一个愉快爱笑的人,说话举止有一种不转弯抹角的作风,他动作敏捷,是个很活泼的人。有一次,斯诺和他到了一座陡峭的山下,只听他大叫一声“冲到顶上去!”便像兔子一般蹿了上去。 斯诺看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红小鬼”的战士们,这位红军将领常常认真地给他们讲政治也讲故事,他很尊重他们。有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在露天搭的场子里看抗日剧社的演出,午夜天气转凉,斯诺把棉袄裹紧的当口,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已脱了棉衣,再仔细看,原来他已把棉衣披在了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彭德怀就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这个问题与斯诺做了长谈,他对斯诺说:“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在预旺堡,斯诺还见到了在蒋介石那里与彭德怀的脑袋等值的红军将领徐海东,在这个长相有些羞怯的孩子气的将领身上,在这个每条腿,每条胳膊,脑袋、胸口、屁股都受过伤的红军将领身上,他看到了一种“要为消灭一切坏事而奋斗”的绝对信念。 斯诺见到的更多的人是战士,特别是那些“红小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在山上,他遇见了一队号手,便停下来与其中一个说话。号手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眼睛。他告诉斯诺,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前方参加了红军。 “4年!”斯诺不信地叫道:“你还参加了长征?” 他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小号手讲了自己穷苦的家庭,讲了红军对穷人的好,讲了他在这队伍里的快乐。斯诺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因为他知道,13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们痛恨的军队走上6000英里路的。 像这样的“红小鬼”很多,他们大多数是穷人的孩子,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斯诺格外喜欢一个大约十三四岁叫季邦的小通信员。“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装,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纸板。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最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的旁边也显得像个流浪汉。” 斯诺从这些红军战士身上看到了一种让他感动的东西——快活。这是他在东方所看到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认为,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活”这种比较高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有一次,斯诺参加了红军战士的一堂政治课,他问了一个问题:“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结果,立刻有12个人站起来回答他。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 那一刻,斯诺感受到了这是一群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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